详细资料：

  年加入中国。七大代表。曾担任过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市委委员、农委书记；察哈尔省委书记；豫西区党委第二书记兼军区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长；国家地质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国务院三办副主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年，经历了中央决策、争取苏援、苏援中断、完全彻底自力更生等几个阶段，圆满实现了、氢弹研制试验成功和核潜艇动力装置初步设计，建成了我国核燃料循环工业体系，为我国核工业创建和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建立了丰功伟绩，荣获

  新中国建立之初，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讹诈，、周恩来等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酝酿要造。

  铀矿资源是建设核工业和研制核武器的基本物质条件。1952年8月，国家决定成立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刘杰任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分管铀矿资源勘查。1954年秋，地质勘查人员在广西富钟发现铀矿化物，并采了一块矿样带回北京。李四光、刘杰看到矿样都特别兴奋，决定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第二天周总理通知刘杰携带矿样到，向主席汇报。主席问刘杰“你怎么证明它是铀矿石呢？”刘杰用仪器对矿样进行探测测试，主席和总理听到放射性在仪器中发出“嘎嘎”的声音，都高兴地笑了。主席问刘杰“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刘杰回答“据专家们初步考察，我国南方包括广东、湖南、江西等地，有可能找到有工业价值的铀矿床。”主席点头赞许，说“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接着又说“我们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我们也要发展原子能。”汇报结束时，主席和总理还起身送刘杰到菊香书屋门口，主席握着刘杰的手说：“刘杰呀，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哟，这是决定命运的。”

  这次汇报为中央提供了我国有铀矿的信息。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问题。除中央书记处成员外，还有彭真、彭德怀、、李富春、等，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也都参加。李四光讲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条件和对中国铀矿资源前景的预测；钱三强讲了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聚集、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情况。会议一致赞成发展我国自己的原子能事业。毛主席作了总结性讲话，他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然后他又满怀信心地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肯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需要争取国际援助。1954年10月，毛主席曾向赫鲁晓夫表示，中国现在的国防还很落后，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但愿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一点帮助。赫鲁晓夫楞了一下，随即表示：搞原子能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还有困难。那个东西太费钱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行了，不需要大家都搞。第一次试探争取苏援就这样被婉拒了。

  之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也要打“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旗帜。1955年1月，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给予其他几个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援助的声明。12月，苏联派出以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院长诺维科夫为团长的科学家代表团来北京，介绍日内瓦国际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的情况和相关文件资料。刘杰始终陪同他们参观访问，从中摸清了他们的来意和想法，觉得应抓住时机向苏联提出工业援助。经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总理两次会见苏联科学家代表团成员，特别与团长诺维科夫讨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的规划设想和争取苏联援助的可能性。

  1956年4月，刘杰率领中国原子能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帮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秘密谈判。代表团成员有：刘伟、钱三强、白文治和冯麟；顾问有：王淦昌、胡济民、朱光亚、杨承宗等科技专家。代表团出发前，整理了一份《供讨论用的提纲》。这份提纲所列的工业项目，基本涵盖了核燃料循环体系，但没有铀浓缩厂。这是因为此前我国专家和苏联专家都认为建铀浓缩厂，需要投资和电力特别大，中国没这个条件，所以绕开了铀浓缩厂，主张走钚239的技术路线是两条平行的生产线。在与苏方谈判中，从苏联专业的人介绍核燃料循环的流程，得知天然铀经反应堆照射生成钚239后，剩下的堆后铀还可作为铀浓缩厂的原料，生产富集的铀235。也就是说，一种原料可以生产两种产品。这使刘杰敏锐地意识到铀浓缩厂是核燃料循环的重要环节。于是向苏方提出我们也要建铀浓缩厂。开始苏方不同意，强调我方《提纲》上没这个项目，不能谈。后来承认我方的要求是合乎逻辑的，才同意帮助我方建铀浓缩厂，并提出正好他们有部分多余的旧小机器，可用来节省建厂时间。经电话请示周总理，同意先接受下来，回来再研究。在苏援的谈判中，争取到铀浓缩厂这一个项目，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爆炸试验成功时，美国开始认为“中国的只是一个粗糙拙劣的装置，没有多大军事意义”。而在第3天，当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对我国空中放射性烟云进行采样分析后，惊奇地发现我国爆炸的是一个铀－235向心爆炸装置，技术相当先进。这让美国人感到惊恐，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8日的电视演说中不得不改口承认这一严峻的事实，并特别告诫美国人“不应该把中国核爆炸这件事等闲视之”。可见我国具有铀浓缩生产能力，在整个核战略中具有多重要的地位。

  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停止一切援助，给正在建设中的我国核工业造成很大困难。这样一个时间段，奉命调任中央东北局，刘杰接任二机部部长。当时，刘杰对周总理说：“原子能事业关系国家的战略利益，很重要，目前又遇到苏联毁约停援等一系列困难，而我的资历和能力都不能说很适合担任部长这一工作。”总理说：“对你，中央是了解的、信任的，毛主席已经批准，就这样定了”。中央的信任，领导的鼓励，“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刘杰，勇挑重担，沉着应对。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刘杰进一步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力更生，过技术关，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

  字工作方针，立即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和认可，很快成为上下一致的共识和具体行动，有力地推动我们国家原子能事业建设加速前进。当时，铀浓缩生产的原料都还没有着落，如不采取一定的措施，铀浓缩厂建成后，就可能由于没原料而成为无米之炊。怎么办？刘杰与铀矿冶研究所和原子能所同位素分离实验室的科技骨干讨论后，大胆提出在实验室建立试验性生产装置，赶在四大厂正式生产线建成前生产出部分“二、四、六”产品（即二氧化铀、四氟化铀、），供铀浓缩厂投产初期使用。这一决策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既解决了铀浓缩厂投产所需的原料问题，而且也为后来实际生产“二、四、六”产品的大厂，验证了工艺流程，制定了作业规程，培训了操作人员，积累了生产经验，为大厂建成后顺利投产创造了条件，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时苏联专家曾给、刘杰、袁成隆、钱三强等部领导和九局吴际霖、郭英会介绍过设计与制造，但真要搞理论设计，还需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人员刻苦钻研，精确计算。刘杰对核武器研制人员提出了我国核武器制造要“高、小、少、灵”四个字的要求。与钱三强研究，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三位权威专家到武器研究所工作，加强核武器研制的科技领导力量。又请求中央组织部从全国范围调集一批中高级科技骨干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形成一支强大的科研队伍，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我国第一颗的理论设计。

  月，刘杰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以曾在部党组提出过的设想，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关于自力更生建设原子能工业情况的报告》，指出“我国制造第一颗的条件正在慢慢地具备，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条件将更加确切可靠。因此，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实现第一颗爆炸是可能的。”事后告诉他，毛主席看了报告后，说“很好，很好嘛！”刘杰回京后，经党组同意，把北戴河的报告稍作修改，并经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审阅，正式以二机部党组名义，于9月11日上报毛主席、党中央。10月10日，元帅、罗瑞卿总参谋长听取刘杰汇报；10月19日，中央听取汇报，同志表示：“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还不行，1965年爆炸也可以。”并指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为加强这方面的领导，中央要搞个专门委员会，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罗瑞卿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领导问题的报告》，建议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最好是总理总抓，贺龙、李富春、、、、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毛主席于

  月3日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刘杰实际是自己向中央立了军令状，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他随即采取“倒排与顺排相结合”的方法，编制出以

  年爆炸试验第一颗为总目标的“两年规划”。总理指出：二机部在多重困难的情况下，“经过两年的工作，提出了一个规划，应该说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全体职工努力的结果。在周恩来总理和中央专委的直接领导下，“两年规划”顺利执行，研制、核工业建设和核燃料生产等各项任务都按计划如期或提前完成，情况比预期要好。“1964年我国第一颗爆炸成功，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从此增强了我国国防实力，提升了我国国际地位，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我国以核大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主席指出：“要有，氢弹也要快。”氢弹与有质的不同。氢弹无论原理或结构都比要复杂得多。从到氢弹在科学技术上不是量的变化，而是质的跨越。

  年11月，他与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商量，核武器研究所正在全力攻技术难关，原子能研究所能否组织部分力量，在氢弹理论研究方面先行一步。钱三强完全同意和支持。于是他们就对氢弹理论预研作出了一个富有远见卓识的提前战略部署。刘杰还特意嘱咐钱三强：“这事由你直接领导，对部党组全权负责。”钱三强在党委副书记李毅的协助下，亲自找黄祖洽、于敏等人组成一支年轻、精干的研究队伍，开始做氢弹理论预研。在第一颗爆炸成功后，二机部党组又决定，把原子能所这支氢弹理论预研队伍，大部分调集到核武器研究所。双方优势互补，理论与实践结合，氢弹理论研究工作就迅速全面展开。1965年

  月，核武器研究所由于敏带领十三室同志到上海日夜奋战100天，由进行加强型优化设计到探索突破氢弹原理的技术途径，将研究工作逐步推向深入，终于发现了氢弹的新原理，并最后形成从原理到材料和结构比较完整的方案。刘杰和刘西尧支持新的理论方案，确定“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并上报中央。1966年

  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一举成功，证明氢弹新原理完全正确可行；1967年6月17日进行我国第一颗氢弹全当量空爆试验，爆炸威力达到330万吨TNT当量，试验结果十分圆满。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相距第一颗爆炸成功时间只有两年零八个月。而同一过程，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苏联六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

  我国创造了核武器发展史上的奇迹。我国氢弹研制速度之快，在世界上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时隔

  年，1985年法国快堆之父万德里耶斯访问中国时，还询问钱三强：“你们的氢弹为什么搞得这么快？”钱三强回答说：“那是我们在研制的时候，就提前进行了氢弹的理论预研和热核材料的生产啊！”这才使对方恍然大悟。

  1958年，我国原子能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建成和投入运行。一时形成一股“原子能热”，各方面提出了应用原子能的种种设想。刘杰认为，根据当时科学实验条件和核燃料可供情况，我国原子能和平利用还不能全面展开，而应该把研制核潜艇放在优先位置。他向苏联专家顾问了解了美国研制核潜艇的情况和探询苏联有无给予技术援助的可能，并向副总理作了汇报。聂副总理很重视，于当年

  月27日以绝密文件向彭德怀、周总理并报毛主席《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周总理收到报告后第二天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政局常委批准”。第三天，批示：“拟同意。请主席、、彭真阅。”并在文中批注了“好事”两字。随后，其他有关也都很快传阅，最后由主席圈阅批准。从此，开启了研制我国核潜艇的征程。潜艇核动力装置与陆上反应堆比较，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耐冲击、耐振动、耐摇摆、机动性和安全性要求极高等特点，是一项技术十分复杂、难度很大的系统工程。

  年6月，周恩来总理致电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对中国海军建设给予新的技术援助。可是8月，副总参谋长张爱萍率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一到莫斯科，苏方便首先设限，声明“有关原子潜艇和导弹武器等尖端技术，不在交谈范围以内”。1959年

  月末，赫鲁晓夫来华参加我国国庆十周年活动，再次拒绝了中方核潜艇技术援助的要求，说：“核潜艇技术复杂，花钱太多，你们搞不了，也不要搞。”并又提出希望在中国海南建立超长波发射电台和组织联合舰队的主张。毛主席闻知这一谈判情况，十分气愤，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极大地激励了核潜艇研制队伍的信念和决心。潜艇核动力设计组在彭士禄、赵仁恺、韩铎、李乐福的带领下，一步一步地展开研究设计，在1960年6月完成了《潜艇核动力装置初步设计（草案）》。二机部领导和原子能所相关负责人都很受鼓舞。钱三强高兴地连连说道：“有门、有门！”随后，与海军共同分析研究，修改了原设计的有关热工参数、反应堆控制棒和燃料元件结构，确定了核动力装置的主参数以及蒸汽发生器、稳压器和主泵的方案，从而完成了第一代核潜艇反应堆及一回路的方案设计，为整个潜艇核动力装置的研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岁月悠悠，如今核工业建设已走过了

  个年头，原子能产业无论军用民用都有了很大创新发展，核电站建设已遍布东南北沿海各地，成为改善我国能源结构、减少空气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的有生力量，特别是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横空出世，为中国核电国产化和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树立了品牌，开创了我国核电事业的新纪元。水有源，树有根，今日的辉煌发源于创业时期打下的基础，在建设实践中聚集、锻炼、成长的一支核科技专业队伍，他们在核工业后续发展中发挥了顶梁柱的骨干作用。他们现在也老了，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却深为自己为国家核事业作了一份有益奉献而感到欣慰。想到当年领导他们的刘杰部长，在创建核工业中精心谋划、正确决策、领头实干，对老部长充满着敬仰。

  1931年出生于上海。1948年参加革命。1958年调入第二机械工业部，历任：部长秘书，办公厅主任，核工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核工业部新闻发言人兼核工业报社社长。在任期间，曾参与核工业改革与发展的重大问题讨论，起草部领导报告和部级重要文件，曾是我国首次核试验177办公室成员，177办公室是我国第一颗试验期间，北京与核武器试验现场上传下达保密信息联系的枢纽。1994年离休后，还曾任中国尖端技术与产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学术委员、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常务理事。现为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资深顾问。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